“一帶一路”金融合作 高質量發展的路徑選擇

時間:2021-04-27來源 : 光明日報作者 : 丁建臣、周芮帆

2013年“一帶一路”倡議的提出,從全新角度構建了多邊合作機制,為促進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、推動世界經濟復蘇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。金融合作是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經濟、貿易與投資合作的重要支柱。倡議發起至今,我國與沿線國家開展了多種形式的金融合作,對拓展中資金融機構海外業務、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和金融務實合作起到重要作用。據不完全統計,截至2020年初,已有11家中資銀行在29個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設立了近80家一級機構,中資保險機構走出去的步伐日益擴大,中資金融機構布局全面展開并不斷完善。同時,我國與21個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簽署了本幣互換協議,與8個沿線國家建立了人民幣清算機制,并與35個沿線國家金融監管當局簽署了合作文件,金融服務沿線國家企業能力持續提升。人民幣國際支付、投資、交易、儲備功能穩步提高,2019年中國與沿線國家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超過2.73萬億元,同比增長32%,人民幣海外基金業務規模超過3000億元。

2020年5月,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、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,推動中國進一步同世界經濟建立緊密聯系。2020年11月,我國與日本、韓國、澳大利亞、新西蘭和東盟十國共15方成員制定的《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》(RCEP)正式簽署,該協定不僅是全球最大的自貿協定,也是一個更全面、現代、高質量和互惠的協定。協定的簽署彰顯了中國進一步推動經濟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決心,將為我國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撐,也將為推動我國與利益相關方進一步深化金融合作創造更多機遇。

當前,隨著疫情防控和超常規刺激政策逐漸生效,世界經濟呈現溫和復蘇態勢,但各國經濟恢復不平衡、不充分,世界經濟仍面臨較大不確定性,也將對“一帶一路”金融合作造成新的沖擊,相關金融合作風險不斷上升。

一是金融合作安全風險不斷累積。當前,國際力量對比正發生深刻調整,大國博弈風險不斷顯現并具有外溢性,國際貿易投資風險向金融合作領域傳導的可能性加大。全球各主要經濟體基于自我保護的需要,不斷出臺限制性經濟金融法規,這增加了中資金融機構海外業務拓展的成本和合規壓力。

二是金融合作市場風險逐步顯現。受疫情和西方國家經濟刺激措施影響,全球資本市場波動加劇,歐美主要國家開啟“負利率+量化寬松”政策操作,全球流動性過剩導致“一帶一路”相關國家貨幣貶值,引發外資流入減緩、資金供應不足等風險。

三是金融合作債務風險持續加大。當前,世界經濟復蘇前景尚不明朗,新興市場國家由于外債激增導致違約概率增加,我國境外債權潛在風險有所提升。特別是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加劇,發展中國家金融脆弱性暴露,流動性風險上升,償債能力可能受到削弱,國別債務違約風險有所上升。

四是金融合作評價標準尚不完善。由于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經濟發展階段不同,經濟規模和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水平存在差別,相關金融合作標準存在碎片化現象,尚缺乏統一規則標準,在規則對接方面存在短板,將影響金融合作的廣度和質量。

五是金融合作投融資風險評估預警體系亟待完善。面對沿線國家復雜多樣的風險類型,現有風險評估理念、評估架構、評估工具存在一定滯后性,投融資資金結構和長期債務管理水平亦有待優化。我們需要進一步加強宏觀經濟前瞻性預判,并構建長期、穩定、可持續的債務管理框架,進一步提高投融資決策的科學性。

六是金融合作相關領域人才缺乏。隨著我國與沿線國家資金融通和貨幣結算規模不斷擴大,跨境交易支付清算規則日益復雜,金融合作領域人才隊伍建設亟待進一步加強。

2020年7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指出,要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展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,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,把握發展規律,發揚斗爭精神,善于在危機中育新機、于變局中開新局。當前“一帶一路”金融合作挑戰與機遇并存,通過平衡金融創新與監管、拓展金融服務合作邊界、聚焦本源性金融業務主線和為沿線國家提供強力金融支持與服務,已成為助推“一帶一路”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?!笆奈濉币巹澝鞔_提出推動共建“一帶一路”高質量發展。當前,加快“一帶一路”金融合作高質量發展,強化金融對“一帶一路”建設支撐,增進區域貨幣金融合作,創新跨境投融資模式,加強金融產品創新與服務對接等措施,既是補齊“一帶一路”國際合作金融短板的內在要求,也是推動“一帶一路”高質量建設行穩致遠的核心要素。積極探索并推動金融在“一帶一路”建設中的資源配置作用,可以考慮從以下五方面著手,推進“一帶一路”金融合作高質量發展。

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,深化推進數字經濟國際合作。當前,數字經濟日益發展并成為大國博弈新賽場,疫情全球蔓延進一步凸顯了數字經濟“非接觸交易”的重要性。結合“一帶一路”發展實踐,我國應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,通過數字經濟的發展提升金融信息的獲得性與有效性,特別是在跨境支付方面,數字人民幣應有序穩步向沿線國家推廣,彌合數字鴻溝,提高數字服務貿易的可及性和普惠性,并注重數據安全保護。

構建“一帶一路”金融合作標準化體系,加強規則對接和標準聯通。推動建立以多邊機制為基礎的國際金融新規則,有效吸收借鑒國際通行規則,細化形成“一帶一路”金融合作評價標準,提高金融服務的科學性與合理性;加強會計準則合作,推動建立投融資信息共享平臺,建立相應評價體系;規范跨境信用信息披露維度和內容,助力跨境合作方減少信息不對稱,增強金融風險防控能力。

加大保險領域服務模式與產品創新力度。通過加大財產險、責任險為主的沿線國家保險合作,可為“一帶一路”金融合作提供安全港,有利于分散和緩釋匯兌限制、支付轉移等風險。此外,為有效抗擊疫情對經濟的沖擊和滿足市場需求,應加大創新健康保險產品和服務模式,為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提供強有力健康保險支持。

遵循債務可持續原則,實現融資來源多元化,防范化解債務風險。按照債務可持續原則,依據《“一帶一路”高質量發展的融資政策框架》,高標準開展項目融資,提高投融資決策科學性和債務管理水平。發揮開發性金融作用,推廣股權投資、PPP項目融資等方式,統籌海外債權管理,構造多元、包容、可持續的融資體系。

加強“一帶一路”金融合作相關人才培養,孕育高端智庫儲備。深入研究與“一帶一路”倡議密切相關的基礎性、應用性和綜合性課題,建立“一帶一路”研究基礎資料數據庫,促進智庫成果轉化。加強對“一帶一路”金融復合型人才的培養,重點是提高金融專業能力和參與國際事務等方面的能力;積極培養金融創新型、金融科技型人才,加強人才的跨文化溝通能力。

(作者:丁建臣周芮帆,分別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、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〔公共政策研究所〕助理研究員)


(責任編輯:曹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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